高速發展的經濟水平，日益提高的國際地位，讓那只沉睡已久的雄獅蘇醒，高樓林立，橋路鋪造，構建出四通八達的交通網，完善的稅收制度，成熟的土地政策，統一發行的貨幣，國內發達的商業貿易，這些的背后，是兩千年的積淀。

　　民以食為天

　　“一方水土養一方人”，從前一直以為華夏民族的文化發源地起于黃河兩岸，殊不知，中國最古之文化并非在水邊，亦非在平原，而是在高原上。高地農作物反映了“黍稷文化”，亦可稱“陵阪文化”（即在平原之湖泊地區捉魚，在山坡之處耕田）。自然，相較于如今的水田、梯田，那個時候的技術不過關，種植條件惡劣，缺少適當的工具。

　　士農工商

　　可見，商業是國家發展的重要因素。

　　三國時的屯田制度，西晉的土地制度，魏晉的賦稅制度，唐朝的兩稅制，元代的農社制，明代的糧長制和生員制……正是這些制度，才給人們勾勒出框架，圈出了活動范圍，制定了活動準則。我個人一向不怎么推崇諸子百家中的墨家，皆因其墨守陳規、不懂變通。可仔細想想，墨守陳規，也得有“規”可守才行。可見，規矩是必要的。否則，如何公平公正地進行交易，如何保證雙方的利益？這些，皆由規矩來定。

　　可見，完善的商業制度，是首先要考慮的問題。

　　借《序》中一言結束全文：若人手執一冊，則可明了中國歷代經濟制度之得失，則其善者應用于今日之工商社會、經融中心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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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東方，大國崛起。

　　“中國自秦以來2000年之政治、學術，莫不與其社會形態相協應。”

　　黍、稷為中國最早的農作物。稷者，今之高粱，黍即北方之黃米。

　　可見，智慧并非一蹴而就，在失敗的嘗試過后，才有經驗的積累。

　　“重農抑商”一策，實施已久。本是腰纏萬貫的富賈豪商卻落得極低的社會地位，且不得入仕。不過，其實況也不盡然，否則為何皇商一直很受執政者的關注，其子女也多用于聯姻，想必也是因為上位者對擁有堪敵國庫財富的商人的忌憚吧。商業畢竟促進了一個時代的進步，塑造了一個時代的繁榮，推動了一代人甚至幾代人的生活水平。強大如秦，統一六國，橫掃四合，也推行的是“農工商并重”的經濟政策，并非重農而輕工商。一如中國的國土面積遠大于日本，卻經歷了艱苦的八年抗戰。究其原因，正是經濟落后。即便中華上下五千年的文化足以碾壓島國，也無法改變當時的弱勢。

　　不以規矩，不成方圓

　　制度，是經濟史的保障。正是這些“允許”和“禁止”，才使得商人們得以生存。

　　中國經濟，泱泱兩千多春秋，源遠，流長。

高二:孫雨薇